系诸实体法的审查模式则主张停止执行程序的审查基准应与本案诉讼程序一致，这虽然能降低错误裁判的风险，但不便于及时给予原告暂时的权利保护。

在这一逻辑的指使下，我国法院的法官们在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一股引用宪法规范的冲动。对于本文的研究而言，比较集中的判决书是王禹编著的《中国宪法司法化：案例评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50万件司法裁判文书制作的时间主要集中于近10年这一时间段，因此，这些判决书更能反映出我国近年来审判的大体情况。例如，张席珍、灵台县医药公司朝那购销站不服灵台县土地管理局行政处罚案[(1991)灵行判字第01号]中有这样的表述：二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有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的有关规定。据不完全统计，在网上可以找到的判决文书大约有100万个。有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过程中，如果援引宪法作为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势必会涉及有关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行为的合宪性，容易引起国家机关的抵制，并形成不利的政治压力，从而影响宪法在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中的适用效果。典型案例有宋修林与王珂海上养殖损害赔偿纠纷案[(2001)青海法海事初字第23号]、朱爱银与湖州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行政强制纠纷上诉案[(2007)湖行终字第33号]等。

而这一论题已不再是本文的主旨了。从判决书样本来看，无论是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苓受教育权案批复产生之前，还是在2008年《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其中废止了齐玉苓案的批复)出台之后，我国法院在判决书中都有不少引用宪法规范的情形。[5]参见刘连泰：《(国际人权宪章]与我国宪法的比较研究——以文本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48页。

关于国家秘密定密制度，《保密法》第11条第1～2款规定：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会同外交、公安、国家安全和其他中央有关机关规定。[41]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能够证明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请求在诉讼中不予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7]参见章剑生：《知情权及其保障——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例》，《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8]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信息。

[11]参见杨平：《公民预算知情权的法律保障》，《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对于这个敏感和棘手的技术问题，《保密法》的实体法规则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将它交给了国家秘密定密机关。

因为，现代民主法治经验证明，有权知道与政府信息之间才具合理的因果关系，公众知悉政府信息是不需要任何特殊理由的。[32]在此意义上，学者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所以，《条例》第13条科研的特殊需要列举规定在形式上是多余的，实质上是错误的。此外，《条例》对公众知情权还存在一个突出的程序约束规则，即特殊需要举证责任。

相应地，保障和完善公众预算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程序技术举措就是继续深化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细化预算收支分类科目，对不合理的科目进行修订，并新增必要的预算科目。所谓查询权利，是指针对应当主动公开的预算信息，行政机关有义务建设各种便捷的信息公开平台，公众享有以最小代价知情的权利。[46]参见高培勇：《维权可从关注政府预算报告开始》，《经济》2005年第6期。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间里，这种状况依然在持续着。

支出按其功能分类分为类、款、项，按其经济性质分类分为类、款的规定延续了目前政府预算账户科目设计制度的立场和思路，未能真正贯彻落实该法第1条的立法宗旨，[19]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倡导建立的公开透明预算制度的指导思想也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支出—经济分类账户中的政府预算信息是目前公众最热切希望知悉的内容，而它们恰恰也是某些存在预算违法违纪现象的地方政府或行政机关不愿轻易示人的。

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如果普通公众无法以生产、生活的特殊需要为由申请公开某一项政府预算信息，那么《条例》第13条是否暗示专家学者可以凭借科研的特殊需要而获得上述政府预算信息？回答无疑是否定的。[21]如此的结果是，究竟是否应当公开政府预算信息的举证责任最终还得由行政机关来承担。

当然，由于普通公众不享有人大代表的公共代表资格，增强其究问权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大代表享有的询问权、质询权、调查权也同样授予普通公众。[19]我国《预算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自2009年以来，财政部会在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及时公开中央财政预算报告和相关预算报表。至此，制约公众预算知情权的一个严重程序瑕疵终于得到了初步矫正，三公经费预算科目空白的法律漏洞得以填补，这为督促各级政府机关依法公开三公经费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保障，殊值肯定。[27]而2007年《条例》的颁布实施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为公众依法获取政府预算信息提供了巨大的制度保障。从形式上讲，《条例》第13条与美国《行政程序法》当年的思维认识是相似的。

[33]参见莫纪宏：《财政预算：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25日第008版。如果将它界定为侵害公民权利的性质，则其有可能成为自诉案件，从而由公众发起维权诉讼。

就法理而言，知悉政府预算信息是人民依据《宪法》第2条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应有之义。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的。

[39]参见刘名、毕颖：《论我国定密权专职化制度的建立》，《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作者简介：李建人，南开大学法学院。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四、特殊需要举证责任制度检讨 《条例》规定公众获取政府预算信息的法律途径有两种：一是主动公开。观察表1，公民对政府预算信息享有的程序性知情权可以细分为8项权利。同前注[10]，刘杰书，第270页。

就实体权利而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预算信息类型十分有限，只有第10条、第12条列举的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和乡[镇]人民政府的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两种情形。[15]参见陆幸福：《知情权的中国实践——以政府信息公开与司法公开为考察对象》，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第13条第2款规定：中央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人民对政府预算信息享有知情权是其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应有之义，知情权虽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但它却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位阶。

其中，政府预算国家秘密的定密权类型可以是联合定密权，也可以是独立定密权。作为调查的发起者，这些我都已经习惯了。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预算信息公开事业的发端源头是公众知情权，发展动力也是公众知情权。根据财政部颁布的《2012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收入分类账户设置类、款、项、目四级科目，支出—功能分类账户设置类、款、项三级科目，支出—经济分类账户设置类、款两级科目[具体情况可参见表2]。但是，若仔细审视《保密法》的相关规定，学者们的上述观点似乎又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一些国家机关往往会动辄自行设定保密事项，把一些可以公开甚至应当公开、公民有权知悉的内容也纳入国家秘密的范围，使得政府行为的公开、透明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并未授予法院对国家秘密的司法审查权。[28]实践中，在2004年之前，每年3月提交全国人大代表审议的政府预算报告都被列为机密。

人民群众依照《宪法》行使当家作主权力是不需要特殊理由的，《条例》第13条对公众申请公开政府预算信息设置特殊需要举证责任负担有违《宪法》的人民主权精神。就它们的维权能力而言，诚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举报的作用并不是十分重大，行政复议也不见得十分有效。

(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18]参见嵇明：《推进财政信息公开的研究思考》，《财政研究》2011年第5期。